洪洞大槐树祭祖园照壁。

第二代、第三代古槐。 本版图片荆小英摄

  “问我祖先何处来？山西洪洞大槐树。”这两句民谣在华夏大地已经流传了600多年，代代口耳相传，洪洞大槐树已成为妇孺皆知、万民萦怀的故乡标志。

  按照民谣的字面意思，洪洞县是明代前期山西大移民的主要迁出地。明代前期从山西向邻近的各省大量移民，于史有据。但在正史、方志中，并没有明确记载从洪洞县向各地移民，并且洪洞县一地当时的人口不足10万人，这样就形成了正史记载与民间口头传说历史不相一致的情况。

  正史没有记载并不等于洪洞大槐树移民一事没有发生，但仅靠口头传说无法从学术上讲通山西大移民形成“洪洞大槐树现象”的原因。明代前期的50多年，从山西向临近地区的移民数量接近90万人，根据万历《平阳府志》的统计数据，洪武年间平阳府（包括现在的临汾、运城两市的辖地）六州、二十八县的人口数量为184万，占到山西全省人口的40%。到永乐年间，平阳府的人口数量不增反降，实际人口数量为164万，平阳府的人口在数十年间净减少20万。据此推算，平阳府在洪武、永乐年间向外移民的数量至少在40万左右。

  洪武年间，平阳府属各州县中人口较多的州县为：蒲州（110348人）、翼城县（104561人）、临汾县（100803人）、闻喜县（94667人）、洪洞县（92872人），洪洞县的人口数量在平阳府属州县中排名第五。在洪武、永乐年间的山西向外移民中，洪洞县的移民占比并不是最高的县份，最多不会超过2万人，但洪洞大槐树却成为明代前期山西大移民的象征，这与洪洞县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关。

  厘清明代前期山西大移民“洪洞大槐树现象”形成的历史、地理原因，解开“洪洞大移民”的历史疑团，将有助于人们更加全面、系统地了解明代前期山西大移民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。

1 明代前期从山西向外大量移民的历史背景

  元朝末年，以民族矛盾为主的社会矛盾日益尖锐，民怨沸腾，农民起义日益频繁，终于导致连绵不断十余年的红巾军起义。元朝政府对农民起义予以镇压，竭尽残暴之能事，争城夺地的殊死之战时有发生，两淮、山东、河北、河南之民十亡七八，以至于“春燕归来无栖处，赤地千里少人烟”。除兵乱之外，山东、河南、河北等地的水灾、旱灾、饥馑也连续不断。据《元史》记载，元朝末年山东、河南、河北发生灾情严重的水旱灾害达28次（山东13次、河南8次、河北7次）。大灾之后，往往伴随着大疫，灾区的百姓雪上加霜，人口大幅减少。为了巩固政权，恢复生产，明政府采取了以移民垦荒为主的振兴农业的措施。面对着荒凉的华北平原，从何处移民？明朝统治者的目光投向了山西。

  当元末中原地区兵乱荒疫不断之时,素称“表里山河”的山西却是另外一种景象。至正十八年（1358年），元军名将察罕帖木儿奉命在山西阻挡红巾军的进攻，“分兵屯泽州，塞碗子城；屯上党，塞吾儿峪；屯并州，塞井陉口，以杜太行诸道”。察罕帖木儿通过重点防守这几处太行山关隘的办法，把红巾军阻挡在太行山之下。察罕帖木儿以山西为根据地，发展成为元末最强大的军事力量。山西在这一时期受到的战争破坏较轻。由于自然地理的因素，山西地区发生水旱灾害的频次（元末山西发生水灾、旱灾各一次）明显低于周边的河北、河南、山东，战乱也较少，社会秩序相对稳定。较之于邻近各省，山西就显得经济繁荣、人丁兴旺。再者，相邻诸省也有大量难民逃往山西，致使山西成为人稠地狭的地区。元人钟迪在《河中府修城记》中说到元末蒲州一带的情形：“当今天下劫火燎空，黄河南北噍类无遗，而河东一方居民丛杂，仰有所事，俯有所育。”明代的《平阳府志》也描述山西在元明之际的情形：“三晋之地，比户克盈，几乎衽帷汗雨矣。”明洪武初年，由于在长期战争之后人口锐减，政府对人口偏少的州县进行降格、撤并，全国共降废485个行政单位，其中北方5省降废206个行政单位，山西降废的行政单位最少（28个）。从明代洪武年间北方5省的州县降废情形来看，山西属于明显的“地狭人多”地区。据《明实录》记载，洪武十四年（1381年）河南的人口为l89万人，河北的人口也是189万人，陕西的人口为215万人，山东的人口为519万人，而山西的人口却多达403万人。山西一地的人口数量，比河南、河北两地人口的总和还要多几十万人，人口数量在北方五省中虽然排名第二，但山西的耕地面积只有山东的57%。山西的地理特点是境内多山，耕地面积有限，人均耕地面积6.7亩，在北方五省中最少，人口密度最大。这样，山西不可避免地成为明初迁民之地。

2 正史记载的明代前期山西移民情况

  根据《明史》《明实录》的记载，明代前期从山西向外地的移民始于洪武六年（1373年），大规模的移民发生在洪武二十一年（1388年）以后。洪武二十一年，户部郎中刘九皋建议：“山东、西之民自入国朝，生齿日繁，宜令分丁徙居宽闲之地，开种田亩，如此则国赋增而民生遂矣。”明太祖朱元璋认为，“山东地广，民不必迁，山西民众，宜如其言。”

  洪武二十二年（1389年）九月，后军都督朱荣上奏：“山西贫民徙居大名、广平、东昌三府者，凡给田两万六千零七十二顷。”大名府即现在河北省邯郸市大名县、河南省内黄县、濮阳县一带，广平府即现在河北省邯郸市一带，东昌府即现在山东省聊城市一带。明代初年规定北方无土地的民户每人授田17亩，换算之后，山西贫民徙居大名、广平、东昌三府的人数为15万多人。

  洪武二十五年（1392年）八月，冯胜、傅友德与常升等到山西招募百姓从军屯田，共设16个卫所。平阳府选了9卫，太原、辽、沁、汾选了7卫，每卫5600人，共有约9万人从山西中部、南部到北部的边疆地带屯田。这次从山西中南部迁出的9万人，除了28000人赴大同屯田外，其余6万多人迁出山西。

  洪武二十八年（1395年）十一月，后军都督佥事朱荣言：东昌等三府迁民屯田58124户（约29万人）。左都督佥事陈春言：彰德等四府屯田凡381屯（约4.2万户21万人）。

  洪武年间，山西往彰德、卫辉、广平、大名、东昌、开封、怀庆七府移民约50万人。

  元末兵燹创伤未及医治，明初燕王朱棣和建文帝争夺皇位的“靖难之役”又接踵而至，这场长达四年的皇位争夺战，再次加剧了河北、河南、山东、江苏等地的创伤。

  永乐、宣德年间，又有数十万人从山西陆续外迁。

  明代前期50多年，从山西迁出的人口数量接近90万人。

3 临汾市洪洞县成为明代山西移民主要集散地的地理原因

  根据文献记载，明代前期山西的移民主要迁往华北平原上彰德四府：彰德、卫辉、开封、怀庆；东昌三府：东昌、广平、大名。即现在的河南安阳、卫辉、开封、沁阳、濮阳，河北邯郸、大名，山东聊城。迁往七府的山西移民中，原籍平阳府的几乎占到一半。明初的户籍管理十分严格，洪武十四年（1381年）在全国建立了黄册制度（人口登记制度）。明代前期的山西移民主要发生在洪武二十一年（1388年）之后，有黄册制度为基础，保障了政府组织的政策性移民有条不紊地进行。从平阳府6州、28县迁出的移民集中到一个地方办理相关移民手续是十分必要的，也是合乎情理的。从地理区位、交通道路的情况来看，从平阳府前往华北平原中部的东昌三府、彰德四府，首选的道路就是由洪洞县向东途经太岳山上党关、太行山东阳关的官道，这条道路在明代之前就是沟通临汾盆地、长治盆地、华北平原中部的主要通道。基于交通便利的因素，平阳府把移民的集散地放在洪洞县也是理乎自然。

  早在十六国时期，公元318年，匈奴汉国的皇帝刘聪死后，平阳的匈奴汉国发生内乱，石勒率兵进驻平阳附近的襄陵（今襄汾县襄陵镇），有四万余落羌族、羯族人投奔石勒。平阳城被石勒大军包围，又有十万余落羌族、羯族人归附。石勒把这数十万归附的羌族、羯族人迁到太行山以东的襄国（今河北省邢台市）。这数十万人是从今临汾、洪洞向东，穿越太岳山到长子，经过黎城县东下太行山。北朝时期的地理书《冀州图》云：“（鹿谷山）在（长子）县西，有大道入壶口，东出达襄国，西登奚斯巨岭以达河东。”鹿谷山，今称盘秀山，古代也称摩诃岭、奚斯巨岭,在今长子县西北、屯留西南，著名的上党关就设在山顶。壶口，即太行山壶口关，在今黎城县东阳关附近。从平阳（临汾）到襄国（邢台），经过太岳山上的上党关、太行山上的东阳关，是最便捷的一条道路。这条道路可以称为“平阳—襄国大道”，用现在的地理来说，就是“洪洞—邢台大道”。石勒在上党一带作战时，曾多次在这条路上往返。石勒从河北翻越太行山出兵河东、从河东向河北移民数十万，都取道“平阳—襄国大道”，可见这条道路在当时的通行条件还比较好，从临汾经过洪洞通往邢台，在十六国时期就是一条移民大道。另外，从古代河东的池盐行销路线，也可以佐证洪洞县是晋南地区通往上党地区的中转站。根据清代编修的《河东盐法备览》一书，运城—洪洞—黎城的运盐路线：从洪洞曲亭镇经过安泽县良马、上党关、屯留县丰宜、长子县鲍店镇、潞城县到黎城县。洪洞的曲亭镇为潞盐东运的中转站，古代运往潞安府八县的盐车都从曲亭通过，曲亭成为一方巨镇。清代的运盐路线是沿用了元明时期的路线。因为洪洞的曲亭镇为交通枢纽，洪洞县成为移民的主要集散地也就不难理解了。

  明初移民时，在洪洞县城北二里的广济寺设局驻员，集中移民，编排队伍，发放“凭照川资”，广济寺旁的大槐树下就成了移民汇集之所，由此而出发移居至河北、河南、山东等地。据记载，移民活动大多在晚秋进行，此时槐叶已落，树杈间的老鹳窝显得十分醒目。移民们临行前，凝眸高耸的大槐树，栖息在树杈间的老鹳不断发出凄凉的叫声，仿佛在向远行的人们打招呼，令别离故土的移民潸然泪下，不忍离去，频频回首，最后只能看见大槐树上的老鹳窝。为此，大槐树和老鹳窝就成为移民惜别的标志。从平阳府各县迁徙的人们移居他乡，把洪洞大槐树、老鹳窝的故事流传给后代，聊解思念故土之情。因为从山西平阳府迁出的移民数量庞大，他们给后代口耳相传的洪洞大槐树天长日久就具有了象征意义，加上人们的从众习惯，更多的山西移民把洪洞大槐树作为故乡的标志，于是便有了“问我祖先何处来？山西洪洞大槐树”这两句广为流传的民谣。不少平阳府的移民到达目的地后，都会在门前种植几株槐树，以解思乡之情。山东菏泽袁固堆袁家祠堂的石碑上刻着一首诗：“昔日从戎驱鞑虏，今朝屯田太行东。洪洞分支老门第，曹州安居旧家风。古岗植槐三五株，铭记山西父老情。”（李广洁）